新华社调查重庆棒棒军：群体数量逐渐减少

在重庆，“负重前行、爬坡上坎”的“棒棒军”一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，他们以棍棒、绳索为劳动工具，帮人搬运货物，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。然而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一代农民工的成长，以及劳动方式的改进，曾经穿梭于山城大街小巷的“棒棒”，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人数 2010年约三四十万

“棒棒”的出现，源于重庆独特的地形和文化。地处长江、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，一直以来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水运重镇，山城“出门即爬坡，下船就上坎”的地形导致搬东西不便，“棒棒”应运而生。

他们多数来自重庆和四川的农村，一根竹棒、几捆绳就是全部劳动工具；他们活跃在车站码头、大街小巷，无所不搬，大到家电家具，小到青菜豆腐，只要谈定价格，喊一声“走起！”挑上就走。

“‘棒棒’群体的流动性和随意性很大，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。”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林必忠说。重庆大学2010年组织的《山城棒棒军的生活状况调研》显示，重庆当时约有“棒棒”30万—40万人。

收入 每月1500元到2000元

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的李德军今年46岁，已经在重庆做了十几年的“棒棒”。他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，妻子疾病缠身不能劳动，自己也没什么文化和劳动技能，只能靠做力气活吃饭。来自梁平县的江胜利今年52岁，他说：“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七八十元，生意差的时候一天二三十元。一个月的收入一般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。”

“棒棒”队伍里还有一些“夫妻棒棒”。63岁的黄素梅和丈夫长期在渝中区做搬运工，重的就用小车拉，不通车的地方就肩挑背扛，“接一次活儿大概十到二十块钱，我们两个人一天挣得到两百来块钱。”

“棒棒”的一日三餐很简单，有时是一碗几元钱的小面，生意好时也会叫上一碗烧白（扣肉的重庆俗称）。他们多和工友合住，李德军就和十几个工友合住在一间两室一厅的出租房里。他说：“现在是艰苦些，娃儿在读大学，等他出来我就轻松了。”

座右铭 “我们缺钱不缺德”

吃苦耐劳、质朴厚道，是人们对山城“棒棒军”的普遍印象。重庆有一种现象：雇主交代了搬运的地点后，一般都放心地让他们搬，很少有人担心“棒棒”把货物拐走。

这个群体曾诞生过一句“名言”：“我们缺钱，但不缺德。”它来自一个感动全国的“棒棒”———重庆忠县的郑定祥。

2011年大年初一，当时58岁的郑定祥在万州挑着两大包羽绒服和货主走散了。一连几天，他挑着货物、冒着风雪苦寻失主，跑遍了服装市场、派出所、车站。

老郑家庭拮据，妻子刚做过肾结石手术，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。几个月后，失主才闻讯赶来，惊讶地取走了货物：“我还以为东西早就不在了！”对此老郑说出了名言：“我们缺钱，但不缺德。”他也被评为当年“感动2011”全国网络人物。

“他们有着独特的乐观精神。”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说。她曾组织“市民学校”，和渝中区劳动部门合作，对“棒棒”提供培训和帮助。课堂上教师告诉“棒棒”学员：“不能让别人喊你们‘棒棒’，那是劳动工具，不是你们的职业。”学员们却付之一笑：“不叫‘棒棒’叫啥子嘛？大家都叫惯咯，我们也听惯咯，没得啥子不好嘛！”

几年前，重庆曾兴起过为“棒棒”改名的活动，市民想出了“巴哥”“力哥”“大力使”“真棒”等名字，但最后“棒棒”们说，还是叫“棒棒”顺耳。

未来 生活与就业面临转型

“棒棒”越来越少了，这是许多重庆人的共同感受，新一代农民工很少有当棒棒的。“三四十岁的‘娃儿们’都不愿当棒棒了。”李德军说，他们更愿意学技术进工厂，或是自己做生意。

“从网络调查来看，超过50岁的棒棒占80%以上。”媒体人罗霖说，由于物流、配送、快递等服务行业不断兴起，机动车保有量增加，城市轨道交通越来越发达，社区超市也不断出现，都让“棒棒”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。

林必忠说，“棒棒”数量不断减少，且日趋老龄化。在不远的将来，“棒棒”也许不再是进城农民谋生的普遍手段，而演变成类似“旅游景观”的职业。

目前，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，关心这些“棒棒”的生活和就业转型。例如重庆永川区委党校在村、社区专门开设了技术培训班，每月开课，教授食用菌、猕猴桃栽种、家兔养殖等技术。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吴春说：“随着年龄渐大，许多外出务工人员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，当务之急是帮助他们掌握技术，回到农村后有生存致富技能。”

“我们还应从精神上记住‘棒棒’。”林必忠说，“棒棒”是山城独有的精神与历史记忆，凝聚着重庆人的祖辈、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，让他们“负重前行”的精神永驻。